《论语·阳货》中记载了一段孔子劝导其子孔鲤读诗的言论："小子何莫学夫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谓《诗经》中对于鸟兽草木等自然事物的书写，可使读者因物思义、触物起情。钱穆对此进一步引申说："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也。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由此可知，钱穆也认为孔子提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最终目的在于亲近自然，开阔胸怀，臻于仁德之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相通互融、和合共生。

近日，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一苇先生的《走出丛林——造字时代的人与动物》（以下简称《走出丛林》），便是以汉字为媒介，通过梳理汉字的起源与流变，带领读者走进汉字丛林中的动物世界。

人与动物复杂的情感纠葛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古人在造字之初，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揭示出汉字的产生与动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动物图景所激发的灵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古人造字的重要通道。先民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持久、细致的观察，将自然界中的猿啼鹤唳、虎啸马嘶一一印刻心间，进而以生动而简明的形象勾画出来，形诸文字。这些动物形象在古代汉字中的运用，不仅是表意指示的符号，更是古人对动物世界的一种理解与情感投射，既融入了中国古代文化之价值理念，也印证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现实世界具体形象分离的事实。

《走出丛林》作者认为，在造字时代，人类文明的脉络中便交织着人与动物复杂的情感纠葛：一方面是企图攀爬至主宰宝座的欲望，一方面是无法摆脱"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共生情结。这种矛盾的情感，体现着古人与动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历史，人类与动物的演化同频共振、充满互动，动物在人类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文明的形态与走向。基于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对动物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人类本身自我问题的探讨，若对动物的一系列问题都有清晰认知，那么对解决人类的问题自然也大有裨益，许多历史难题或许也将迎刃而解。因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理念与方式，动物文字研究为更宏观的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人类历史中的动物因素这一新视角。

精神性崇拜与物质性依赖

作者一苇先生有着考古学的专业背景，曾任齐鲁书社首席编辑，在出版界深耕多年，治学视野更是横跨古文字学、中国哲学、宗教学、人类学诸领域，建树可观，故其著述于宏阔之外复能纵深，而本书即为代表。对公众而言，考古学、文字学常常被视为象牙塔中的高深学问，让人望而却步，生僻的"动物考古""章黄之学"更是艰深晦涩、曲高和寡。但是，一苇先生的这部新作，足以刷新公众对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抽象、刻板的印象，书中抽丝剥茧的文字疏解、异彩纷呈的考古发现、淹博精审的文献征引、精彩绝伦的考订思辨与简洁疏朗的语言风格相得益彰，让读者领略到的是有趣的汉字文化，体味到的是奇妙的动物历史，感悟到的是深刻的天人哲学。

通过阅读本书，可知古人对动物的分类与现代动物学的分类相差悬远。不同于现代动物学按动物的亲缘关系与进化程度，将动物分为脊椎动物和非脊椎动物，古人则从动物的外部形态出发，以"五虫"（羽虫、毛虫、甲虫、鳞虫、倮虫）囊括包举。从作者在书中拈出的诸如"四灵""四象""六畜""十二生肖"等富有古典东方文化色彩与民族特色的动物组群中，足可看出远古先民对动物的精神性崇拜与物质性依赖。

精神崇拜方面，如龙、凤、龟、麒麟被归为"四灵"，在古人的观念里有着"上传天意，下察民意"的作用。《说文解字》释"龙"曰："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投射于等级社会，古时天子礼服称为"衮龙袍"，仪仗有"龙旗"，起居处叫"龙庭"，坐的位置叫"龙位"，史书中诸如刘媪感龙而生下刘邦这类有关"真龙天子"的粉饰之说更是屡见不鲜。古人以龙为尊，视其为权力和威严的象征，甚至是掌控自然力量的神灵、统御人类社会的圣王，所以"龙（龍）"的甲骨文、金文字形——头戴王冠的异貌、遒劲威猛的身姿、势吞云霓的巨口，便是此种文化心理的互文。《说文解字》对"凤"的解释是："神鸟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凤凰被中国人视为神鸟，常和龙一起象征至高无上的地位。"龟"则以长寿的特征为人们所尊崇，除此之外，龟甲更是广泛用于占卜、祭祀，达到上传天意的作用。关于麒麟，《毛诗正义》中说："麟，麋身，马足，牛尾，黄毛，圆蹄，角端有肉。"麒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仁兽，有蹄不踏，有额不抵，有角不触，不仅被视为天下太平的瑞兆，还被用来譬喻人品贵重的君子。

在科技尚不发达的远古时期，耕作是中国人重要的谋生手段，所以除了希望通过超自然的意志力上传天命之外，物质生产亦是人们生存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而常见的能维持人们生产生活的动物，便是"六畜"——马、羊、牛、猪（豕）、狗（犬）、鸡。无论是作为生产工具还是食物来源，古人的饮食起居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它们的，像牛、羊、豕之于祭祀，马之于军事交通，犬之于狩猎看家，鸡之于司晨报晓，几近涵盖了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以不同动物之特质为标识的汉字应运而生。以牛部的"物"字为例，《说文解字》云："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意为天地万物起于牵牛而耕。张舜徽《约注》进一步解释说："数犹事也，民以食为重，牛资农耕，事之大者，故引牛而耕，乃天地间万事万物根本。"还有羊部的"美"，《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也是相似的道理，羊在六畜之中是供给牲肉之主，自然在古人心中有着至高地位。正是因为动物在古代社会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人们对其抱有尊崇与依赖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体现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个维度。

动物的人文面目显现

本书的写作突破了释形、审音、析义的狭义文字学研究的藩篱，避免了形式主义的肤泛之论，将重点放在对由不同动物涵摄的字族的挖掘与剖析上，比物联类，前后映带，论证考辨，丝丝入扣，故每章虽各成系统，却气脉贯通、浑融无间，读来不仅无僵涩割裂之感，反而倒有食甘蔗渐入佳境之趣。作者对考古现况与前沿问题极为熟稔，相关材料驱遣自如、征引详赡，同时又有十分敏锐的哲学思辨力，善于运用古代儒释道典籍中的相关哲理，论述起来如水中着盐，不露痕迹。这些动物文字以不同的外在形态与内部逻辑，展示着古人的精神世界、思想活动、情感状态与社会风俗，作者以此为提挈，辅以丰富的图片和洒落的文笔，熔辞采、考据与哲思于一炉，使得这些动物的人文面目在历史长河中鲜活而具象地显现出来。

本书虽是一部面向公众的汉字文化的科普作品，但是作者秉持的态度却是严肃的。在我国，传统文化大众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只有秉持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严正态度，才能真正推动传统学术走出"荒江老屋"，走进公众视野，进而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赓续传承。

可以说，《走出丛林》综合了考古遗迹文物、甲骨金石简帛文字、历史文献、古代哲学等多领域研究成果，分述了不同动物的前世今生，用全新的角度探究了汉字的产生演变及其背后的古人的精神信仰、审美情感、社会观念、风俗习惯，重述了华夏民族与动物相处的漫长历史。

作者借助地上地下"二重证据"，追溯历史、解析文字、阐释思想，既让论述兼具科学性、严谨性与趣味性，也助益今人重新审视动物在古今社会中的价值与作用，进而对人与动物共生共荣、自然生态全域修复的愿景充满希望。

《论语·阳货》中记载了一段孔子劝导其子孔鲤读诗的言论："小子何莫学夫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谓《诗经》中对于鸟兽草木等自然事物的书写，可使读者因物思义、触物起情。钱穆对此进一步引申说："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也。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由此可知，钱穆也认为孔子提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最终目的在于亲近自然，开阔胸怀，臻于仁德之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相通互融、和合共生。

近日，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一苇先生的《走出丛林——造字时代的人与动物》（以下简称《走出丛林》），便是以汉字为媒介，通过梳理汉字的起源与流变，带领读者走进汉字丛林中的动物世界。

人与动物复杂的情感纠葛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古人在造字之初，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揭示出汉字的产生与动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动物图景所激发的灵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古人造字的重要通道。先民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持久、细致的观察，将自然界中的猿啼鹤唳、虎啸马嘶一一印刻心间，进而以生动而简明的形象勾画出来，形诸文字。这些动物形象在古代汉字中的运用，不仅是表意指示的符号，更是古人对动物世界的一种理解与情感投射，既融入了中国古代文化之价值理念，也印证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现实世界具体形象分离的事实。

《走出丛林》作者认为，在造字时代，人类文明的脉络中便交织着人与动物复杂的情感纠葛：一方面是企图攀爬至主宰宝座的欲望，一方面是无法摆脱"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共生情结。这种矛盾的情感，体现着古人与动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历史，人类与动物的演化同频共振、充满互动，动物在人类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文明的形态与走向。基于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对动物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人类本身自我问题的探讨，若对动物的一系列问题都有清晰认知，那么对解决人类的问题自然也大有裨益，许多历史难题或许也将迎刃而解。因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理念与方式，动物文字研究为更宏观的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人类历史中的动物因素这一新视角。

精神性崇拜与物质性依赖

作者一苇先生有着考古学的专业背景，曾任齐鲁书社首席编辑，在出版界深耕多年，治学视野更是横跨古文字学、中国哲学、宗教学、人类学诸领域，建树可观，故其著述于宏阔之外复能纵深，而本书即为代表。对公众而言，考古学、文字学常常被视为象牙塔中的高深学问，让人望而却步，生僻的"动物考古""章黄之学"更是艰深晦涩、曲高和寡。但是，一苇先生的这部新作，足以刷新公众对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抽象、刻板的印象，书中抽丝剥茧的文字疏解、异彩纷呈的考古发现、淹博精审的文献征引、精彩绝伦的考订思辨与简洁疏朗的语言风格相得益彰，让读者领略到的是有趣的汉字文化，体味到的是奇妙的动物历史，感悟到的是深刻的天人哲学。

通过阅读本书，可知古人对动物的分类与现代动物学的分类相差悬远。不同于现代动物学按动物的亲缘关系与进化程度，将动物分为脊椎动物和非脊椎动物，古人则从动物的外部形态出发，以"五虫"（羽虫、毛虫、甲虫、鳞虫、倮虫）囊括包举。从作者在书中拈出的诸如"四灵""四象""六畜""十二生肖"等富有古典东方文化色彩与民族特色的动物组群中，足可看出远古先民对动物的精神性崇拜与物质性依赖。

精神崇拜方面，如龙、凤、龟、麒麟被归为"四灵"，在古人的观念里有着"上传天意，下察民意"的作用。《说文解字》释"龙"曰："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投射于等级社会，古时天子礼服称为"衮龙袍"，仪仗有"龙旗"，起居处叫"龙庭"，坐的位置叫"龙位"，史书中诸如刘媪感龙而生下刘邦这类有关"真龙天子"的粉饰之说更是屡见不鲜。古人以龙为尊，视其为权力和威严的象征，甚至是掌控自然力量的神灵、统御人类社会的圣王，所以"龙（龍）"的甲骨文、金文字形——头戴王冠的异貌、遒劲威猛的身姿、势吞云霓的巨口，便是此种文化心理的互文。《说文解字》对"凤"的解释是："神鸟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凤凰被中国人视为神鸟，常和龙一起象征至高无上的地位。"龟"则以长寿的特征为人们所尊崇，除此之外，龟甲更是广泛用于占卜、祭祀，达到上传天意的作用。关于麒麟，《毛诗正义》中说："麟，麋身，马足，牛尾，黄毛，圆蹄，角端有肉。"麒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仁兽，有蹄不踏，有额不抵，有角不触，不仅被视为天下太平的瑞兆，还被用来譬喻人品贵重的君子。

在科技尚不发达的远古时期，耕作是中国人重要的谋生手段，所以除了希望通过超自然的意志力上传天命之外，物质生产亦是人们生存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而常见的能维持人们生产生活的动物，便是"六畜"——马、羊、牛、猪（豕）、狗（犬）、鸡。无论是作为生产工具还是食物来源，古人的饮食起居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它们的，像牛、羊、豕之于祭祀，马之于军事交通，犬之于狩猎看家，鸡之于司晨报晓，几近涵盖了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以不同动物之特质为标识的汉字应运而生。以牛部的"物"字为例，《说文解字》云："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意为天地万物起于牵牛而耕。张舜徽《约注》进一步解释说："数犹事也，民以食为重，牛资农耕，事之大者，故引牛而耕，乃天地间万事万物根本。"还有羊部的"美"，《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也是相似的道理，羊在六畜之中是供给牲肉之主，自然在古人心中有着至高地位。正是因为动物在古代社会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人们对其抱有尊崇与依赖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体现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个维度。

动物的人文面目显现

本书的写作突破了释形、审音、析义的狭义文字学研究的藩篱，避免了形式主义的肤泛之论，将重点放在对由不同动物涵摄的字族的挖掘与剖析上，比物联类，前后映带，论证考辨，丝丝入扣，故每章虽各成系统，却气脉贯通、浑融无间，读来不仅无僵涩割裂之感，反而倒有食甘蔗渐入佳境之趣。作者对考古现况与前沿问题极为熟稔，相关材料驱遣自如、征引详赡，同时又有十分敏锐的哲学思辨力，善于运用古代儒释道典籍中的相关哲理，论述起来如水中着盐，不露痕迹。这些动物文字以不同的外在形态与内部逻辑，展示着古人的精神世界、思想活动、情感状态与社会风俗，作者以此为提挈，辅以丰富的图片和洒落的文笔，熔辞采、考据与哲思于一炉，使得这些动物的人文面目在历史长河中鲜活而具象地显现出来。

本书虽是一部面向公众的汉字文化的科普作品，但是作者秉持的态度却是严肃的。在我国，传统文化大众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只有秉持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严正态度，才能真正推动传统学术走出"荒江老屋"，走进公众视野，进而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赓续传承。

可以说，《走出丛林》综合了考古遗迹文物、甲骨金石简帛文字、历史文献、古代哲学等多领域研究成果，分述了不同动物的前世今生，用全新的角度探究了汉字的产生演变及其背后的古人的精神信仰、审美情感、社会观念、风俗习惯，重述了华夏民族与动物相处的漫长历史。

作者借助地上地下"二重证据"，追溯历史、解析文字、阐释思想，既让论述兼具科学性、严谨性与趣味性，也助益今人重新审视动物在古今社会中的价值与作用，进而对人与动物共生共荣、自然生态全域修复的愿景充满希望。